“陛下明鉴,微臣以为可伐!微臣愿率部出击,不破诸寇,誓不罢休。”
徐世勣在军中一直被李靖压了一头,无论是战功还是资历都是如此,早寻思着要寻机超越,这会儿一听张君武有意北伐,当即便来了精神,紧着便出言自请了起来。
“嗯,爱卿能有此决心怕不是好的,药师可有甚要说的么?”
张君武对徐世勣的慷慨激昂固然是嘉许得很,但却并未就此拍板定论,而是又将问题丢给了默然沉思着的李靖。
“回陛下的话,老臣以为时机依旧未至,还须得再缓上一缓。”
李靖不紧不慢地一躬身,给出了个与徐世勣截然相反的答案。
“哦?理由何在?”
这一听李靖又说不可伐,张君武虽不致于有甚不悦,可微有不满却是不免之事。
“陛下明鉴,此际草原疫情正重,我军若以骑军攻入,难免也会遭其害,此为不可攻之一;另,草原各部眼下正值困危之际,骤然有外力施压,或会团结一致,以共抗我军,于战不利,此为不可攻之二;再,趁人之危而行趁火打劫之事,纵使大胜,也必不利于战后之收拢人心,草原乱军难以遂平,恐将成我帝国之包袱也,此为不可攻之三,故,老臣以为当须得暂缓进兵草原。”
尽管看出了张君武的不满,然则李靖却并未更易初衷,而是不慌不忙地道出了三条不可攻之理由。
“嗯……爱卿所虑甚是,然,以爱卿看来,我帝国何时出兵为宜?”
张君武将李靖所言的三条理由细细地琢磨了一番之后,也觉得此际出兵攻打草原有些不合时宜,可又不愿就这么平白地错过了灭草原三方的大好机会,这便紧着往下追问了一句道。
“陛下明鉴,据老臣所知,草原之疫情多发于春夏之交,而基本皆止于秋,在此期间,家畜若得病,几无可救药者,故,我帝国可在此期间以防疫情传入中原为名,掐断各处关碍,调整兵力部署,于秋日突然大举进击,战之能胜,也自无须担忧疫情之善后,再稍稍施恩草原各部,即可达成收拢人心之目的,又何乐而不为哉?”
李靖不单军略过人,于治政上也自颇有可观之处,所言所述无不精辟绝伦,当即便听得张君武颔首连连不已。
“善,此军国大事也,二位爱卿且莫说破,朕自会从容安排了去。”
张君武完全采纳了李靖的意见,心下里也自有了周全的安排,但并未说将出来,仅仅只是谨慎地叮嘱了李、徐二人一句了事……
瑞明九年五月十日,张君武下诏边关各省,言明草原疫情严重,为确保瘟疫不传进中原,严令各省关闭所有口岸、榷场,彻底隔绝草原与中原的往来,为杜绝隐患,须得加强边关之巡逻,着令万云飞、文仲明等各部山西驻军向朔州集结,由魏涛统一指挥,并着高望、薛万淑各领本部兵马向朔方集结,由薛万钧统一调度,又着孟武、李大亮、张公瑾等部兵马向营州方向集结,加强边防巡视,务必确保无一人一畜流入中原,又下诏从关中、河南、山西等处征调兽医随军,以防疫情蔓延之可能。
随着诏令的下达,边关诸省立马轰然而动,各处边关麋集的大军多达近三十万之众,尽管以步军为主,骑军的数量有限,可架不住总兵力惊人,正在抗灾抢险的草原各部顿时为之惶惶不安,薛延陀、东突厥汗庭以及突利可汗都顾不得灾情,一边调集大批兵马备战,一边纷纷派使节团赶往长安,以探帝国之动向。
六月初,草原三方的使者先后赶到了长安,都通过礼部向张君武递交了国书,然则所得的待遇却是截然不同——突利可汗的使者得到了最高待遇,张君武亲自接见不说,还好言好语地安抚了其一番,末了更是调派了一笔粮秣军资给突利可汗所部度过难关,又给其派去了些兽医,并许诺一旦疫情得以控制,榷场必将重开云云;薛延陀的使者同样也得到了张君武的亲自接见,可除了个榷场在疫情稳定之后会重开的许诺之外,再无其余,至于东突厥汗庭的使者么,张君武根本就没去理会,只着礼部派了名郎中去敷衍了一番了事。
对于帝国给出的解释,突利可汗自是完全相信,其所部除了拱卫汗庭的常备兵马之外,大部皆分散到了各地救灾,而薛延陀与东突厥汗庭则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然则月余的紧张下来,待得见帝国边防虽森严无比,却并无大规模骑军之调集,似乎真的无意在此时进军草原,两方的戒备心思自不免便淡了许多,加之境内灾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些,无论是夷男还是颉利可汗都已无力长时间集结大批兵马,最终也只能是着令各部精兵各归本部,这么往来一折腾,灾情不单没能控制住,反倒更胜了几分,两国之国力再遭重挫。
七月初,就在薛延陀与东突厥汗庭下令疏散集结起来的大军之同时,帝国却悄悄开始了大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大批的粮秣辎重开始向朔方、雁门关等边关重地转运,关中、陇右等地的骑军也已开始集结,以夏训的名义,开始了大规模骑战的最后训练,大批轻便火炮以及弹药车开始装备到骑军之中,以加强骑军的攻击力,至此,帝国的屠刀已然高高举起,就等着疫情过去之后,猛然挥向草原各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