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人的内心世界呈现的复杂性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心理服务就是给人设定一些更useful而不是yes的生活方式。在服务理念上，你眼睛里看不到问题，看到的是当事人生活的一种类型，而这种类型不再有一个硬性的标准。

在服务理念上，对当事人要做的是关怀。这不像过去强调中立原则，而是强调你是不是关怀你的当事人。你怎么让当事人感觉到来到你身边很舒服。心理医生不再认为自己知道什么东西，而是以一种无知的态度去接触来访者。

后现代还有一个思维是，一定要把解决方式还给来访者，要让来访者自己找到一个和社会、自我、环境相适应的方法。而心理学家不再强行指导其应该怎么做。

后现代治疗有一个名词就是蝴蝶效应。你是来访者，我不了解你。不管你讲了多少，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讲述的时候，你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叙事，而不是真实的情况。体验不能被言语系统完全转述。这就意味着，你来我面前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否能达成，是不是激发了我强烈的负面情绪。我们分析的是他当下的情绪而不是他讲的故事。后现代治疗是一种以扰动为主导的治疗，比如你谈你的强迫症，来到心理医生这儿，心理医生不怎么跟你说强迫症。你关心你的麻烦。但是心理医生并不跟你说麻烦。他回避你的麻烦。甚至把你导向一种没有麻烦的生活情景中去。

过去我们认为。所有的心理问题都跟我们早年受到的创伤有关，这些创伤都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发现这些东西不见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分裂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他早年受到的创伤是什么，而是关心他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是创伤。比如说一个人特别爱洗手。中学洗手，到了北大还洗，但是在没有看到一个强迫症洗手的宣传之前，并没有觉得自己洗手是不好的。但是什么时候他把这个看成是病态呢？对于洗手，如果内心有别的解释系统，比如说爱干净，当用这个解释系统的时候，他和自身是协调的。但是当有另外一个解释系统进来的时候，就破坏了这种协调。当科学的真理告诉你这个是病。你才发现这是病，才发现它真的妨碍你。

我们在研究言语系统的时候，后现代有个方法叫做言语分析，我们通过叙事来把握你的内心。比如说你用了一个二分的，因果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正好把你陷入困境。这个时候，心理医生反倒不主张这个逻辑，用另外一种逻辑，用一种既什么又什么或是一种存在式的方式跟你交谈。这种叙事就会破坏你原有的叙事系统，结果你回去的时候痛苦就看起来不那么重了。这叫做不治疗的治疗，道家思想里面的无为。

后现代有一句名言，叫做把硬变软。生活中的很多规则都是被硬来决定的，而不是软，但实际上世界是软的。

我们从中国字的构字讲起。中国字的构字本身是一个二分的体系，中国人用象征性的东方思维体系。比如说阴和阳，原来没有什么阴和阳，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描述的是同样的事物，并没有两样东西。虚和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用“实”的言语去描述他就是“实”的，用“虚”的言语来描述它就是“虚”的。比如说慧能和神秀，神秀用“有”的境界去描述这个存在，而慧能用“无”的境界去描述存在，其实两人的描述没有区别，没有高低之分。其实不存在高级和不高级，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才适用。对于中国文字来讲，对错、有无、好坏都是一体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妈妈说，宝贝你的缺点不改，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孩子就突然发现自己的某一部分是不受喜欢的，并对此逐渐产生认同。所有三岁以后的孩子，他的眼睛就不亮了，不像天使一般。直到70岁以后的老人才会重新发亮，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对错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活得太长了就不在乎了。

后现代更推荐非言语的治疗，这种方式是以一种group小组，以来访者帮助来访者。这样获得的成效更大。一个从来没有得过强迫症的心理学家，哪怕是顶级的专家，他也永远了解不了强迫症，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他看到的强迫症只是一种描述，一种科学的描述，而描述是靠不住的。言语所能表达的东西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强迫症的人在一起做小组，互相帮助，就会非常useful，因为他们彼此都了解。

什么是汪汪理论呢？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言语交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我们都知道狗的叫声是有充分的复杂性的，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有的狗是藏獒，它绝不会汪汪地叫，小京巴才会汪汪地叫。但是我们的言语在一个现实定义方面，使用了“汪汪”这一个词。“汪汪”这个词叫通约，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到“汪汪”，就会觉得这是狗的叫声。言语所能表达的是“汪汪”的层面，我们要忽视巨大的差异性，来导出一个通约的逻辑来交流。也就是说言语的存在不是为了真实的描述，而是为了交流我们对真实的感受。其实科学层面所实现的交流，都在“汪汪”层面上。大家把这个想通了，就把心理学想通了，也把所有的科学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