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喝起酒来，依然很优雅，但喝酒的速度一点也不比刘伟慢，而且看她那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架势，刘伟还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刘伟也不跟刘文静拼酒，他的目的不是要跟她在喝酒上争个谁高谁低，而是借机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并寻找一条接近她心灵的道路。

每人半瓶酒落肚之后，刘伟觉得刘文静警惕性已经松懈了，便趁机发问：“你小时候就喝酒，那时你的家人不管你吗？”

“管？怎么管？”刘文静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我父母都在监狱里。”

“啊？”刘伟故意惊讶道，“怎么回事啊？你给我的感觉，你的家庭应该是书香门第、有品位的大家庭啊？”

“我爸妈年轻时都就读于清华大学，又同在一个导师门下读研究生，在导师的撮合下，他们结婚了。毕业后，我爸爸从政进入了政府机关，我妈妈去了一家研究所。俩人都很正直，见到不公正的事，都敢于仗义执言，结果就得罪了当权者。唉，这人啊，有时就跟疯了一样！现在有很多学者把我们的上一代国民叫做集体弱智或精神失常的一代。后来，我父母被人陷害，在监狱里关了四年。”

刘文静讲的这些，于洋都给刘伟讲过。他想知道事情的结果以及更详实的细节，就小心翼翼地引导着话题：“那你们怎么办呢？”

“家里就剩下我和哥哥，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奶奶。”刘文静喝了一口白酒，顺着刘伟的提问说，“当时我还不到十岁，我哥哥比我大五岁，初中还没毕业。当时为了生存，我哥哥就带着我四处流浪乞讨，一开始先去亲戚家讨食，亲戚都怕惹事，不敢收留我们，另外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好，没有多余的食物给我们，就显得不大情愿照顾我们。我哥哥很要强，对我说：咱们不求他们。就领着我去火车站要饭。我们之所以选择火车站，是因为那里人多，比较容易要到钱。晚上，我们就睡在火车站广场上的水泥管子里，找些东西把两头一堵，还蛮暖和的。”

“你还睡过水泥管子呢？！”刘伟很同情的说，“真难为你们兄妹俩了！”

刘文静笑了一下，一副苦中作乐的表情：“后来，我们在火车站结识一帮跟我们身世差不多的流浪小孩，我们结成了团伙，发誓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们一边乞讨，一边琢磨快速来钱的道道。后来，我们那伙子人就变成了盗窃团伙。因为偷来钱快。那段时间里，公共汽车上，商场里，火车站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从食物到钱财，我们无所不偷。我哥哥很聪明，负责制定计划和临场指挥，时间长了，就变成了头头，人们都叫他老大。我则负责放风，因为我小，又是女孩子，没人注意我。所以，我放风的效果非常好。”

“那你们的生活肯定好起来了，但是——”

“是好起来了，”刘文静截断了刘伟的提问，接着说，“但是，偷东西很容易被人发现，被人发现了，又不想被人逮着，就难免打架。因此，我们那个团伙后来就连偷带打带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犯罪团伙。”

“你们没被抓住过么？”刘伟很担心地问。

“当然被抓住过。”刘文静叹了一口气，“但那时我们还小，被抓住了，训一顿，踢两脚，也就放了。哦，我哥哥没被抓住过。他从来不动手，只是出谋划策和指挥。”

“后来呢？”刘伟催问。

“后来，我父母平反了。出狱后，我妈妈见我们兄妹俩跟流氓团伙混在一起，还是流氓头子，心里很悲凉。对，就是悲凉，这是她的原话。她就放弃了给她从新安排的工作，留在家里专门看管我们兄妹俩。”刘文静顿了顿，又满脸敬佩地说，“我妈妈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真的，我一点儿夸张都没有。当时，我们兄妹俩的心都跑野了，很难收拢回来。我妈妈就跟我们讲：你们在外面独立生活了四年，不仅把自己照顾好了，还把奶奶照顾好了，你们兄妹俩还是很有能力的。单从这一点来讲，你们俩还蛮伟大的。你听听，我妈妈说我们伟大！别人可都骂我们是流氓阿飞的呀！”

“嗯，你妈妈是用肯定的方法维护你们的自尊心。”刘伟发自内心地评说着。

刘文静发现刘伟的思维还挺敏锐，这么吊诡的事情他竟然能准确把握其精髓，不禁用欣赏的眼神瞥了刘伟一眼，又说：“是的，我妈妈就是在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方法来保护我们那脆弱的受到了伤害的心灵。”

“再后来呢？”刘伟知道，仅仅用肯定的语言和期盼性的鼓励，根本改变不了人身上的恶习，很纳闷她妈妈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把他们兄妹俩从悬崖边上拉回到了正路上。

“我妈妈对我们说，你们这样做还成不了真正的英雄，要想当真正的英雄，就要有知识有文化。她给我们找了一些书，都是沙俄时期的大作家的作品。比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她先是给我们念，后来让我们自己看，并一起跟我们讨论书里的人物和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教给我们做人和处理事情的正确方法。慢慢地，我和哥哥就脱离了原来的那些小伙伴们，后来都考上了北京大学。再后来，我妈妈嫌国内的教育走样了，就把我们送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