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年蒙********)，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另外，皇太极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父皇未完成的遗愿，那就是入主中原。

这得说明皇太极不仅在军事上颇有才能，在治国方面那也是天才，在这一点上要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强上许多。

在治国方面皇太极具有与时俱进、超英赶美的思想理念，始终走在改革浪潮的前端和‘前列腺’上。他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创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子孙后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改国号不是开玩笑的，你以为做买卖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换个幌子就开张，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国号那可是决定将来整个王朝命运的大事，这足以证明皇太极对自己王朝将来的命运充满自信。

再有，组建内阁和督察院、六部等等，完全学习汉人的政治体系，不仅学习汉人的生活习惯，还不断提高自己地盘上汉人的地位，不在歧视和屠戮汉人，保持汉人的平等地位，使汉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着安全保证和自信感。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不仅对汉人提高地位，对汉族官员也大大提高在朝的地位，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另外将自己的建州部改为满洲，去除女真民族这个名字，改为满族，成为中国大家庭里的新成员。

那么国家、民族、文字以及官僚体系都得以完善，最后一步就该发展生产了，搞封建社会的经济建设。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

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看来皇太极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改革家，还是一位准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在短短几年内国家GDP连续增长，粮食做到自给自足，与此同时还不断派军队越过长城，直抵大明中原内地去掠夺物资、人畜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国家富裕，咱们老百姓腰包里也得是鼓的。

通过几年的对内发展和对外掠夺，清朝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那真是威震一方无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