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清和周延儒都不笨，此时恍然大悟，异口同声道：“驸马英明。”

“我们明人自古就有党争，党争不但涉及到文人，有时更会把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能借着报馆开张来改变文人党争的方式，让他们不管有什么主张，都在那报纸上辩论交流，就算是互相口诛笔伐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动摇国本。”

李富清和周延儒重重点头，对我的话深以为然，连带的对刚才我将要推行的革新政策也都不再那么忧虑了。

开局对江南诸事非常重要，头三脚要是踢不开，往后的事情也不好办，为此我特意下了几道旨意，主要是写给分封在外的诸位王爷，让他们体谅一下国家的难处，拿点钱出来，当然了，我没指望他们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他们不要阻挠江南土地的重新丈量，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大地主们肯定会把手攀到同是地主老财的诸多王爷身上，希望借诸位王爷的力量制止土地的重新测量，我这旨意也算是给王爷们提个醒，因为不久的将来，该轮到他们精简。

李福清等人刚走没多久，李公公领着洪承畴一路小跑赶来，看着两个人的神情，我的心情不禁紧张起来，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尽管洪承畴已经从送信之人口中知道了一二，但是他还是把急报恭敬的呈给我，“驸马，西北有变。”

“杨嗣昌在干什么？”我把急报狠狠的扔了出去，“我对西北如此上心，减免赋税，小心的赈济着，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真是气煞人也，杨嗣昌的兵马都是纸糊泥巴捏的吗？”

其实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已经不太平了，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了叛乱，第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也反叛，两人互相则应致使西南大震，直到天启末年才费尽力气把叛乱平息下去。

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有荷兰人占据澎湖列岛，进而盘踞台湾，更为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海商集团，既做生意也干打家劫舍的买卖，势力非常强大，朝廷根本束手无策。

至打崇祯登基后，海上霸主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跟朝廷作对，虽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朝廷仍然无法节制他们。

这是西南和东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都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安定的因素转移到了北方，伴随着百年难遇的灾害泛滥起来。

要补充一句的是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来，但是徐鸿儒使用的手段却是最让人头疼的民间宗教，邪教之流，很能蛊惑人心。

接着便是陕甘的民变，实际上陕西的民变从天启五年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的民变规模比较小，不是偷鸡摸狗就是拦路抢劫，远没发展到攻城掠地，夺府杀官的地步，因此地方政府也就把这个归类为治安案件，没怎么深入治理，也恰恰因为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才使这些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从而走上历史舞台。

最初是王二、王嘉胤，他们闯出字号后，陕甘各地的饥民也纷纷为了糊口，伸手夺食，形成了几股重要力量，诸如汉南王大梁、老回回马本寿、罗汝才、安塞的高迎祥等等。

我在洪承畴的进言下平复震怒的心情，一点点的回顾脑海中跟农民起义有关的资料，以及我做出的措施，其实陕甘就是一个无底洞，自从我接手以来没有一天不要银子的，可数百万两银子塞进去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岂能不让人恼怒。

洪承畴见我心态平和不少，“驸马，现在陕甘主要有两股流贼，在南则是王大梁，在北则是高迎祥，他们彼此互相呼应，杨大人也是疲于应付，困难的很。”

我叫人捡起急报又看了一遍，招呼洪承畴道：“九哼啊！你看看。”我见他看完了接着道：“杨大人做的已经不错了，我刚才失态了，观此急报可知陕西的乱民不但数量不减反增，活动的区域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为了找口饭吃的农民啦！”

洪承畴点头道：“驸马所言极是，最初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那是乌合之众，作战能力很差，可现在来看，乱民之中不但有了土贼，还有边贼，回贼，响马土匪之流，这些人很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式，强悍勇猛的很，所以杨大人应付起来才会吃力，所以秦王才会遭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