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00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