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事情都不会如此十全十美。

我们的烦恼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就是找对象还是个“难”字。本来干我们这一行的女性就少的可怜，绝大多数还都是大妈级别的人物，同年龄的寥若晨星，基本见不到的。

要说在行业之外，我还是认识不少合适的女孩子能追求的（王小柱认识的更多），除此之外还有找人介绍这条路，可人家女孩子一听说我是干煤矿的，虽然是做行政工作但时不时的也要钻黑窟窿，立马摆明态度，做朋友可以做恋人免谈，翻脸那叫比翻书还快。这也难怪，下井就有危险，待遇高也弥补不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消耗，谁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所以别看我和王小柱整天混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其实喝多了之后也经常互诉衷肠，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车轱辘话反过来倒过去的说，无非就是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一套。说完之后心里也发虚，担心自己真的会和父亲一样年近四十还娶不上媳妇。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过了三四年，王小柱仕途再上一层楼，当上了监察二队的队长。我还是老样子，工作上没什么起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依着我的性格就不适合当官，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对下又拉不下脸子，空有一张大学文凭根本于事无补。

不过王小柱升了官，反而照顾不了我了，从这一年开始我也要经常去多个煤矿进行安全检查。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照顾，而是整个矿区的安全形势突然紧张了起来，人手不够用。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苏关系在那几年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闹起了矛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化。

这种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我国的西部，尤其是边境地区，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打个比方说，为了防范对方可能发动的突袭，一到晚上，所有的西部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这不仅是因为电力供应紧张，也是一种战备状态，上级领导担心亮灯会给对方的轰炸机指示目标，所以才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躺在漆黑家里的床上，听着外面马路上的轰鸣声入睡的。

那是一辆又一辆军车不停的往各个战略要地开去，这些军车的数量之多，很多时候一过就是一夜。车上往往拉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是一些战备物资。

和地区不准开灯的命令一样，这些军车的车灯也不允许打开，完全是凭借着经验和听声辫位才能顺利前进。在西部山区蜿蜒的山路上行进，这样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事故。

我就经常听说某某地方，又有几辆军车栽进深沟里去了，死了多少人等等，但这些只是听说而已，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场面。后来可能是上面察觉到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禁止开灯的命令解除了，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开始暴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陆地边境线非常长，西疆边境地区又通常都是荒无人烟的高山谷地，边防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冬天严寒或春天风沙较大的时候。

当时敌对势力的一些人就借此机会，开始经常潜入我国境内，偷鸡摸狗等等只要能搞破坏的事无所不干，给西部的地方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国家自然对此情况不能容忍，但这些人大多选择在熟悉的地方作案，一般并不过于深入境内，他们一旦察觉到任何不对劲的味道，总会瞬间逃回边境线的另一边，缉拿的难度非常之大。

这种情况持续到后来，国内有一些解放后潜伏下来的敌对分子，因为共同的目的开始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两相勾结，组成了规模很大的破坏犯罪集团，更是大大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矿区就成了高危单位。众所周知，煤矿本身安全系数就低，就是没有敌对分子搞破坏，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也层出不穷。这就像一所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自身已经东倒西歪，要是再有人助其一臂之力，破坏力绝对可以震惊中外。

敌对分子如果利用这个薄弱环节，那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恐慌就不可估量了，也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西疆众多的矿区中，我们西部矿区又是被威胁的重中之重。因为西部矿区紧挨着边境线，很多煤矿向西没多远就到了苏联的某某斯坦加盟共和国了，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搞不好那些煤矿在地下的巷道早就挖到了国外，上面守边境线的边防战士都不知道。

笑话归笑话，形势确实非常严峻。事实上，我们西部矿区已经遭受到了几起有组织的破坏案件。这些敌对分子通常选择较小的煤矿下手，因为这些小煤矿大都位于偏远的地方，安全保卫工作十分被动，特别容易遭受打击。

于是，矿区安监局紧急决定，抽调人手增援各个矿分区的保卫部门。所有安检员也要行动起来，没有例外的全部被派到各大矿分区去，到第一线去，彻彻底底把安全工作的主动权掌握住。

对于我们这些安检员来说，国际关系问题和破坏治安案件自然和我们无关。但加强安全检查不仅是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将煤矿隐患消除掉，不留给敌对分子一丝一毫的利用漏洞。

这一年的大概初春时节，我一个人抱着被褥来到了我们监察二队辖区下的五矿区，准备在这里长期战斗了。

之所以是我一个人来，还是因为安监局人手紧缺，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安检员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几乎是一个人负责一大片了。除了五矿区本部，我还负责辖区内几个小煤矿的安全工作，这些小煤矿之间相距遥远，经常需要开车来回奔波，工作非常辛苦。

两个月下来，我已经熬的焦头烂额，累的瘦了一圈。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那种孤独感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上班好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远离熟悉的环境和同事，一个人默默的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有人问，难道五矿区人少吗，不能认识新朋友吗？答，几个小煤矿受到规模限制人很少，但五矿区的人一点也不少。

只是在当时的压抑氛围下，所有人一看到我这个安检员，就好像看到了敌对分子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愿意和我多说一句话，配合我工作的那几个人看样也是被迫的。这可能是一种古怪的心理，大家听说那些破坏行为是一回事，看到真的有危险是另一回事。

在五矿区的领导和工人眼里，我就是危险的代言人。

正在我叫苦连天的时候，矿区偏偏又下起了大雨。西部矿区本身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边缘，气候干旱少雨，夏天的时候会偶有暴雨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在春天如此干燥的时候突降大雨却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这场连下了两天的大雨对煤矿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第一滴雨下下来，我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在各个煤矿紧张的巡查起来，又要求五矿区所属的所有煤矿负责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在一直到我回到五矿区，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大雨也终于停了，我这才松了口气。雨停之后的这一天中午，我刚刚吃饱喝足正准备小寐一会儿，恢复下精神体力，门外却传来一阵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我那刚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来不及多想，我赶紧冲出办公室，到外面一看，原来只是矿区又来了两个新人而已，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矿区副总工程师，五十岁左右的文明，一个是市公安局防暴大队的警察张曦。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张曦是个年轻的女警，更意外的是，这个女警我不仅认识，还很熟。

那阵骚动就是由张曦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