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宝说着，真的拿钥匙去打开背后一个柜子的抽屉。他已经把“小姐”两个字去掉了。

高芬芬想不到他的称呼变得这么快。这使她高兴，也让她警惕。她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她太想看到这些东西了。这梦寐以求的东西，马上就能亲眼看到，她有些激动。

陈松宝却没有把抽屉里的表格拿出来，而是只将一个档案袋给她现了现，又放回抽屉，示意她转过去看。

高芬芬就真的转到他的办公桌后边，站在档案柜的前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从档案袋里抽出一沓材料看起来。表格只有四五张，上面都盖了一些公章……

可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忽听耳边传来异样的喘息声。她回头一看，陈松宝正两眼**似地看着她。

她赶紧丢下手中的材料袋，退开，转身往门外走。

陈松宝连忙叫住她：“你留个联系电话吧，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好及时告诉你。”

高芬芬把单位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匆匆走出门说：“那就谢谢陈局长了。”

高芬芬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到县城工作的。她爸爸通过关系，找人请客送礼，才凭她的美貌和嗓音安排进了县文工团。

可她一到县城才知道，原来她引以为骄傲的小镇居民户口其实就是农村户口，只是粮油到公社粮站统一购买而已，所以那种粮本叫“农村统购粮”。

户口性质是农村的，那么工作性质也就不能变为小集体和大集体，更不能转成全民性质，即所谓的“国家人员”。

在一九七六年，户口不仅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一个人的一切都与户口有关。工作性质，福利待遇，工资分房，孩子上学，买粮求医，什么都与户口有关，所以人们都把户口看成是人的“第二生命”。

上面印发的粮油本分为三种颜色：全民和大集体户口为红色，非农业户口为蓝色，农业户口为黑色，所以人们都把在单位里工作的农村户口的人称为“黑人”，不仅待遇不同，还要受到歧视。

这个发现对高芬芬的打击很大。以前她一直在小镇上，在学校里，没到县城工作，所以对户口的事不太清楚，也没有那么重视。自我感觉一直很好。现在到了县城，她才知道了户口的厉害，才明白自己原来还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黑人”，被单位列入另册工资特低而又没有肉贴等待遇的“临时工”。

这年她十八岁，已经知道了社会上的一些人情世故，尤其是男女婚姻等大事。有好心的同事告诉她，象她这样的“黑人”，要是考不取大学，就只有走“让婚姻来解放自己”这条道路，也就是找一个好人家，寻一个好男人，然后把自己的户口迁出来，工作性质转过来，变“黑人”为“白人”。

否则，连将来自己的孩子也是“黑人。”因为政府实行的是“孩子户口跟母亲走”的政策。她还可怕地听说，农村户口的“黑人”，在县城享受不到单位分房的待遇，子女也没有在县城上学的权利，更没有医疗养老等保险。

她知道了这一切后，一下子急得什么似的，好在她还有一个天然的条件——美貌。所以到了县城不久，她就在歧视农村户口“黑人”的浓厚氛围里，在好心人的劝说下，急于要用自己的美貌去寻找一个好人家，特色一个好男人，来解放自己。

她知道自己是考不起大学的，所以恢复高考高度后，她连报名都没有去报。她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只有走“让婚姻来解放自己”这条路，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白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于是，她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涎笑着漂亮的脸蛋，使出浑身解数，跟所有她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讨近乎。

同时，她把漆黑的眼珠拨得如梭子般灵活，抛出含情脉脉的目光，到处搜寻家境好背景硬的“小公鸡”。她知道自己是农村户口，不能再找个农村户口。

所以，她只得忍痛割爱，把高中同学李锦轩排除在外，逼自己不给他写信，也不再想他。那天到筑堤前线演出，晚上要回来时，被李锦轩撞上。不，李锦轩在那里苦苦等了她一个晚上。她听到他喊他的声音，不禁吓了一跳。看见他的时候，心更是一阵慌乱，也有些不知所措。但她只得在单位里一个对她存非份之念的上司的注目下，搭了一句嘴，就匆匆告别了他。

回到宿舍，她一个人钻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她为心上人的痴情感动而哭，也为自己为了户口的冷漠无情而哭。

在县城，为迎合“小公鸡”们的审美情趣，她努力向开放的县城姑娘学习，逼自己烫头发，涂口红，画眼线，抹指甲油，穿时髦的喇叭裙，着迷人的透明衫。赶自己去逛商店，跳舞，看电影。

有时，她还故意解下发夹，让乌黑的头发瀑布般披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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