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主任说完，就将他领到编辑部主任面前，让他安排工作。

编辑部的茅主任是个忠厚随和的人，眼光和善地看着他，轻声说：“你先编社会新闻吧。”

说着，指指旁边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你就坐这边。”然后将一沓稿子往他面前一丢，“先编一期给我看看，三千字左右，不要少于五六条消息，下午交稿。”

李锦轩不敢懈怠，马上就埋头编起来。好在他编过这种稿子，驾轻就熟，到下午三点，就将编完的稿子交给茅主任审阅。

茅主任看了一遍，用红笔改动了几个地方，丢给他说：“行，划板吧。”

他就精心划起来。划的板子也得到茅主任首肯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他给茅主任讲了自己没有住宿的困难，茅主任很体贴部下，马上就去跟领导商量。报社领导竟然破了一律不安排住宿的惯例和招聘规定，给他在集体宿舍里安了一张床铺。

至此，他一颗悬着的心才真正落了下来。他立刻将这个消息打拷机告诉云霞。云霞也为他而感到高兴，向他表示祝贺。

但几天班一上，他就感到了尴尬和压抑。

待遇低倒无所谓。他是所有工作人员中名单排在最后、工资待遇最低的一个。他知道自己没资格计较，所以从来不敢问这问那。财务通知他领，他就默默地领。每次领什么钱或物品，他总觉得这是在受人恩赐，诚惶诚恐的，脸上要表现出感恩不尽的神情和微笑。

他表面上不敢多嘴，暗里地却总要偷偷留意跟自己同资历人的报酬。每当发现财务手里的工资表上同龄人的工资报酬高于自己，他的心就难过得有些刺痛。

渐渐地，他一向很强的自尊心受不了了。倒并不是同事们怎么歧视他，而是他自己太敏感了，总觉得自己是个寄人篱下的编外人员，没根没底的外地人，被打入另册的打工仔。

李锦轩成天不声不响地坐在办公桌边，那样的小心谨慎，活象个童养媳，看人脸色行事。他不敢轻易走动，不敢与人说话，事情干完了，也不敢看小说书，甚至不敢打电话。他总感到背后有人在监视着他，一举一动都特别注意，连走路都要挺胸直背，小心得骨头疼。有时说话也低声下气，唯恐惹了人家不高兴。别人的说话声稍微响一点，他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甚至提心吊胆，低着头不敢大声出气。

虽然没人歧视他，都是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得太显眼。但同事们都怪怪的，不是对他过于客气，就是对他太冷漠。客气者，见面彬彬有礼，态度异常，热情过分，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临时登门的亲戚，当成了与自己无关的外人；冷漠者，目光总是冰冰冷，从来不肯光临一下他，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甚至劈面相逢，也视而不见。这两种一左一右的态度，都让他难过，也叫他受不了。

真的，他搞不清这是为什么，自己工作认真，以人为善，谦逊好学，文明礼貌，编辑水平不比别人低，文章也不比别人写得差，可同事们就是不愿与他接近，不肯与他打交道。打牌不请他，说笑时把他排除在外围，走路总是离他远远的，说话冠冕堂皇，没人跟他推心置腹地交谈，更没人肯告诉他单位的一些内部情况。他一直被排挤在他们的圈子外面，孤独冷清，常常一个人黯然伤神。

要知道他是恢复高考制度那年，从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的天之骄子。师范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和党报记者。当老师时，他德艺双馨，学识渊博，教育得法，善良幽默，深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后来被调到当地党报当编辑记者，他头脑敏锐，文笔漂亮，性格耿直，疾恶如仇，所以闻名遐迩，在当地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呢。

在原单位，无论当老师还是做记者，他都是响当当的骨干。大大咧咧，该说就说，该笑便笑，无所顾忌。同事们也都对他很尊敬，有事总是围着他转。没想到在上海，他就象一只被淹没在大海里的蝌蚪，一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不能随心所欲地说笑活动，不能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真是鱼落沙滩肚对天啊。

只有一个女记者的目光，才让他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也感到了许些安慰和自尊。

她是一个家住在上海郊区的大学生，分来报社不久。虽然也漂亮高傲，却不乏农家女的纯真青涩。

她是报社里唯一一个偷偷关注他的人。不论是开会坐在一起，还是路上偶然相遇，她总是眼光闪闪地要与他对视。有时这双美丽的眼睛好象在说话，一眨一眨的，充满了鼓励，弄得他心旌摇荡，想入非非。

她还曾主动与他搭过话，试图接近他。可是李锦轩哪里敢啊？

奇怪得很，到了这里，他忽然自卑得连跟她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变得那样的富有自知之明，那样的冷静理智，不象刚来进修时那样不知天高地厚，盲目自大，为情所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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