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写作上。

她想开书铺，赚钱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想要传播那些她从未来世界学到的东西，对罗钰说的办书院，也是基于此目的。

如今书院还远，但书铺可以先开起来。

她依旧准备找些书生来写话本，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想写，想捡起“晋江先生”这个化名，写一些以前想写但不能写不敢写的东西。

而除了写话本外，她还在为典籍作注。

为典籍作注，这是许多大儒才敢做的事，比如宜生的父亲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

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

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

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

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

起码现在不是。

而她现在做的，与其说是“注书”，倒不如说是“驳书”。

她作注的书是《女四书》。女四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四本书的总称，正如男人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四书作为

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一般，《女诫》等四本书便是当世女子的《四书》。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这四本书。

从她牙牙学语，从初次拿笔歪歪扭扭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离不开这四本书。

平日里长辈用女四书教导她，犯错了用女四书罚她抄写，若哪里做的不温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规范，便有人拿女四书教训她……

这是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每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经历。

可以说，她闭着眼睛都能把女四书默写出来，顺带连各个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作注，难度上就小了很多，一来这四本书相比真正的经典，可以说十分简单，也没有什么隐晦难懂的道理；二来，自然是宜生对它们太过熟悉。

只是解释这四本书的字词句义，她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她要做的当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两部分，一为释义，二为驳斥。

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驳斥它！注书就只能揣摩原作者思想，为原作者唱赞歌么？书上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是颠扑不破的么？书是人写的，人都有私欲，有缺点，将一个有私欲有缺点的人写的书奉若

圭臬，不加辨别的规矩自己的言行，甚至要求天下人言行举止都遵从于一本书，这难道不可笑？读书是为明智，却不是为了让自己盲目信书，变成书的奴隶，若有书要求人必须按它所说的怎样怎样做，那这种书不读也罢，因为这种书写出来便不是为了让人明智，而

是为了培养它思想的奴隶和信徒。

在宜生眼里，女四书便是这样的书。

世人推崇它们，要求闺阁女儿时刻谨记着它们，事事以其为向导，这并非因为这四本书多么完美，不过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而被当做被要求看这些书的女孩儿们来说，她们大多数甚至只读过这些书，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书，在世人甚至在她们自己眼里，都是她们不需要的。她们接受的信息极其单一，耳濡目染下便对这几本书深信不疑，等到成为母亲，便又用它们来教导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代代传下去，才有了那么多温婉柔顺的“贤妻良母”

。

前世的宜生便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哪怕她除了《女诫》等还读了其他很多书，哪怕她也时时有疑惑，怀疑那些书上所说难道都是对的。但身边所有人都用一遍遍地用言语用行为告诉她：是的，书上是对的，你要贤良，你要忍耐，你要做世间女子典范，花心的丈夫要原谅，不慈的婆母要孝顺，姨娘小妾要

和睦相处，庶子庶女要善待……熬过这所有一切，你便是人人夸奖人人羡慕的贤妻良母，人生赢家。

她听从照做了，但内心的怀疑和不甘却从未消失过。

所以她直到死，也没有真正舒心快乐过。

她不想让那些尚未成为“贤妻良母”的女孩子再如她一样了。所以她写《女四书注》，不为注释，不为颂扬，只为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