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王显耀正在行长室看着夏天应总行要求写的、准备在清收贷款经验交流会上发言的《湖贝支行“两清”工作汇报》，听到敲门声，他说了一声：“进来。”

这时门开了，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身穿公安制服。另有两人是王显耀见过面的。只见认识的其中一人指着穿制服的男子对王显耀介绍说：“王行长，你好！我们是贵州方面的，这位是我们专案组预审科的高科长。”他转而又面向高科长，说：“这就是王行长。”

高科长脸上带着微笑，快步走到王显耀跟前，客气地说：“你好！王行长，打扰您了！”

王显耀热情地说：“不会，不会！见到你很高兴！”随后招呼大家坐下。

高科长对王显耀说：“我们这次来是落实邵华案件审结前的补充取证工作。总的来讲，在王行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在深圳方面是做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涉及到湖贝支行。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行的夏天曾经当过法人代表的深圳特区仪表公司开出了一张金额七万元的收据，而利差则打到了嘉兴电子公司帐上，这利差极有可能没有到特区仪表公司，是不是个人拿了，尤其是夏天是否涉案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

王显耀说：“我上次曾经向你们介绍过。夏天是从特区总公司调进来的。据说他当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没有直接参与业务经营的，只是单位借他的深圳户口办理营业执照。他的直接职务是总公司的审计部长。这利差问题吗，公司开了收据，就表明公司收了，至于公司要把钱打到哪里去，是公司决定的。”

高科长听完王显耀的解释，大致认为问题仍在两可之间，还应该设计一个问话提纲。攻一攻夏天。于是，他转移话题说：“王行长。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湖贝金融服务社收的34.19万元利差，你们要给我们开一张证明。”

王显耀显得为难地说：“我们市民银行虽然承接了金融服务社的债权债务，但是毕竟是两种法人体制。你看。连金融服务社的帐都没有了，查不出钱到哪里去了。我们凭什么给你开证明？我看呐，当初帝国贸易公司的收据就是证明。”

高科长看到王显耀行长不愿再涉及其中，也没有什么办法。继续聊了一些银行方面的业务概念，便要求行里安排夏天明天上午不要离开支行，他们再回来接触夏天。

王显耀表示同意。

这次高科长牵头的贵州邵华专案组南下深圳是该专案组的第六次到深圳取证。

他们告别王显耀后，回到他们下榻的南方大酒店，便集思广益，研究起明天对夏天展开攻势的询问提纲来。大家越说越兴奋。好像夏天最终被他们震慑得只有招架之功，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把心情调整到极佳。然后到了酒店二楼餐厅。痛快地吃了一个晚餐。吃过饭后，在深南路上溜达了半个多小时，对深圳主街道的夜景着实啧啧称赞了几声，才懒洋洋地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上午，因为有夏天这档子事，王显耀一大早就来到了支行。他看见夏天到了。便给夏天打了个电话：“喂，我说啊。昨天那个贵州的邵华专案组又来了，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

夏天认真地听完王行长的电话，说：“我到一下你办公室。”随即来到行长办公室，对王显耀说：“谢谢你及时解释。事实上，我那个特区仪表公司的法人代表确实是挂名的，企业由一帮湖南籍的年青人在运作，我没有干扰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提出的那个七万元的利差挂不到我头上。”

王显耀说：“他们要支行出证明确认金融服务社收的34.19万元利差，我担心他们秋后算帐。表明不给证明了，帝国贸易公司开的收据就是证明。”

夏天说：“你这样说好，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企业开的收据也是算数的。”

王显耀关心地说：“那你回去准备一下，他们来了我叫他们直接找你？”

夏天说：“不用准备了。我还是把昨天下午的会议向你简要汇报一下吧！”说完，打开笔记本向王显耀作了汇报。……

上午九点半钟，贵州邵华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来到行长室。王显耀随即站起来，看了穿着公安制服的高科长一眼，向夏天介绍说：“这是贵州方面的高科长。”然后，又对高科长介绍说：“这是我们行的夏主任。”

夏天与高科长还是礼节性的握了手。

王显耀对高科长说：“你们跟夏主任聊聊？”

高科长说：“好。那我们到夏主任办公室去？”

夏天说：“走吧！”于是，带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夏天招呼四人坐下，高科长授意一人坐在夏天面前的大班台的近处靠右的位置，准备做笔录；两人坐在夏天正对面的远处沙发上，好像在裤袋里摆弄着什么玩艺；而他自己则坐在夏天左侧文件柜旁靠外的长沙发上，这样，既方便他问夏天，也方便大家都能看着夏天的脸。

夏天招呼他们坐下后，自己也坐在大班椅上，随即打开文件柜，拿出《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和《深圳湖贝金融服务社贷款与存款挂钩分析台帐》，放在大班台上。然后，平静地对高科长说：“你们要问什么，说吧！”

高科长问：“夏主任。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贷款是你做的吧？”

夏天说：“应该说是我所在的这个信贷部做的。”